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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树人时间:2017/2/15 浏览数:18708

原载黑龙江哈尔滨《生活报》201726

 

怀念我的父亲母亲

 

王树人

 

时至今日,虽然我的父亲母亲都已经病逝多年,但我却一直怀念两位老人家,故写此文纪念之。

我的父亲王殿义,是在200091日病逝的,享年75岁。他老人家参加过“土改”,当过互助组组长和合作社社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了近20年农村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接着又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人民公社(后为兴隆镇人民政府)社办企业办公室当了15年党支部书记。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到他“退休”时止,他老人家曾多次出席过省、市、县召开的劳模大会,可谓是位老劳模了。在他老人家过了“退休”年龄后,又当了5年多“养路工”,在67岁“光荣退休”时,党组织高度地评价了他的工作,说他这位老劳模像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

说起往事,现在的一些农村干部的子女可能会不相信。记得我考上中学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最后一年,当时已担任生产大队党支书的我的父亲却穷得连我的3元钱学费都拿不出来,还是最疼爱我又没儿没女的我的四姑给了我10元钱,才使我踏进了中学的大门。我不但每天都要坐着“11号汽车往返十多里路上下学,而且星期天还得到地垄沟里去捡豆角儿,要不上学就没有“午饭”带,因为我家分的那点粮食,早已被我的父亲给五保户家送去了。我的父亲在生养他的黑土地上像老黄牛一样辛勤地耕耘了近20年,作为党的基层领导干部,他始终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始终关心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始终是“两袖清风”,从不以权谋私。就靠这,他赢得了群众的拥护。直到现在,在我的老家大房身村,一提起我的父亲,上了年岁的人都要竖起大拇指说:“王书记那可是个好人!”

1975年,我的父亲因工作需要被调到我所工作的兴隆镇担任了社办企业办公室的党支部书记。由于那时已经当中学教师并已经成家的我租的住房太窄小,我的母亲便领着我的弟弟妹妹仍然住在乡下老家,我的父亲就天天像我当年上中学时一样,坐“11号汽车上下班。5年以后的1980年,还是我花了2000元钱,在镇里买了三间小土房,才使我们全家在镇里团圆了。按照当时我的父亲所管辖的范围,弄些沙石、钢筋、木材和红砖,盖三间砖瓦房可能连500元钱都花不上,可我的父亲不但不那么做,而且还对我说:“你爸这辈子就这样了,当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就得像共产党干部的样子,公家的便宜是什么时候也不能占的!”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当时镇上还没有条件和能力铺设水泥路,所以十里长街一到春夏时节总是坑坑洼洼的。汽车要是“打误”,就得排长长的一大溜。为了修路,镇政府成立了一个修路队。这样,我那当时已经62岁的老父亲又被领导“相中”,当上了修路队的“一把手”。于是,我那在建国初期从扫盲班“毕业”的父亲不但天天扛着一把铁锹,起早贪晚地带领着一帮农村雇来的养路工在大街上填坑平沟,而且兜里还多了两个笔记本,因为他还当记工员和现场员。每个月养路工干多少活,只要他给开一张工票,到镇政府就能领出工钱。而拉砂石的车主也得拿着父亲开的“检尺”凭据去领钱。那些年,父亲的“权力”可真是不算小。几乎每天都有“登门拜访”的人,有的要求多给开几天的“工”,有的要求多给“检点尺”,有的想“要几车砂石”,当然,这些提要求的都当场表示不能让我父亲“白给整”。而我那“人老心红”的父亲,不论是谁登门,都是一口回绝。

直到1994年,我父亲患上“冠心病”,又赶上镇里要修水泥路了,父亲这才离开了他的“战斗”岗位,“退休”回家了。虽然他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四十多年,到头来连个“以工代干”都不是,但“退休”时党组织的一句“共产党的干部要都像老王头这样,就不用反腐倡廉了”,就使他高兴得笑逐颜开。

后来,我的父亲虽然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又由于身体原因而无法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了,但他还是常对子女说:“你爸当了一辈子共产党员,当了大半辈子干部,虽然你们谁也没借上我的光,我和你妈还得靠你们养老,但我是问心无愧的。只是希望你们都能好好工作,什么邪门歪道也不许搞。别看现在有个别干部净想着搂钱,喝凉酒花赃钱,早晚是病,他们肯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你们谁要是敢损公肥私,我就不认谁是我的儿女!”

我的母亲高桂芳,是199858日病逝的,享年71岁。她老人家虽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但在我的心目之中,却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因为她老人家和我的老父亲在五十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从来都是同甘共苦和相濡以沫的;她总是用人世间最优秀的品德教育着她的儿女们;她吃苦耐劳,她勤俭持家,她生活俭朴,她助人为乐……她把她的一切都献给了人间的亲情和友情。还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编织出来的许多小故事,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过无比的幸福和无穷的欢乐。

我家没搬进楼房住的时候,所住的平房的庭院是一块弹丸之地。有一年的初夏,为了美化家庭环境,我和儿子就一齐动手,在窗前修了一个小花池子,可我的母亲一看见黑黝黝的沃土,说什么也不让种花,非要栽点大葱不可。于是,我只得给她买回一捆葱来,由她老人家去栽。过了一些天,当我们全家吃晚饭的时候吃上她栽的葱后,她老人家高兴地说:“你们看看这多好,想吃几棵就拔几棵;要是种上花,能看不能吃,买葱吃还得花钱。”我的儿子忙说:“奶奶,您老栽的葱也是我爸花钱买的呀!”可我的母亲却说:“你爸买的那是小葱,现在咱们吃的是大葱。过日子能省一分就是一分,咱家攒钱是为了赶明儿给你娶媳妇呵”我的儿子说:“奶奶,我正在念书呢,怎么能娶媳妇呀?”我的母亲说:“我的大孙子要是不娶媳妇,你奶奶就不死,非得看到孙子媳妇不可!”于是,我的乖儿子说的是:“奶奶,那这辈子我就不结婚了。”就这样,我们全家是在边说边笑中吃完这顿晚饭的。

记得有一次,那天是星期日,快吃晚饭的时候,我的儿子回来后,我问他:“你一下午不在家,复习功课了吗?”儿子说:“作业上午就做完了。下午去学校打乒乓球了。”接着又说:“什么时候吃饭呀?我都饿坏了。”说着就打开了他的老奶奶的立柜,翻了翻后,回头对我说:“爸,我爷我奶的橘子、香蕉都吃没了,您咋还不给买?”我说:“前天我买了不少,怎么能没有?是不是都叫你这个小馋猫都给吃了?”我的老父亲忙说:“你可别冤枉我的大孙子。你买的那些橘子和香蕉昨天我看见都让你妈送给要饭的啦。”我的儿子听他爷爷说完,忙问正坐在炕头看书的奶奶:“奶奶,您咋能把好东西送给要饭的呢?”我的母亲放下书,摘下老花镜,抬起头说:“送给要饭的咋的啦?你看见那个要饭的是啥样了吗?比你爷爷的岁数还要小,就拄上棍子了,病得连走道都趔趔歪歪的,一看那副可怜样,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别说给他点橘子香蕉吃,我还给了他二十元钱呢。”我的儿子一听这话马上就大声说道:“奶奶,您怎么能这样呵,我要是早给您讲讲报纸上是怎么说的就好了。人家报纸说,一些要饭的都是假装的,他们白天穿得破破烂烂,装出一副可怜样到处要东西,可是到了晚上,就换上西服革履到饭店去大吃大喝了。这样的要饭的有的是呀!您要是上当受骗了,那些橘子香蕉给了那个要饭的是多可惜呀!”我的母亲说:“报上愿怎么说就怎么说,那些橘子香蕉就算都让我自己吃了。赶明天要是再来要饭的,我还是要给他东西的。可怜穷人这是积德呀!”一见我的儿子还要给他的老奶奶上“政治课”,我忙掏出三十元钱来递给他并说:“快给你爷你奶买水果去。”我的母亲见大孙子出门后,就对我说:“下回再来要饭的,我还真得好好盘问盘问,就是该给他东西,也得给我大孙子留点,你们看把我大孙子饿的。”说着就下地到厨房帮我爱人做饭去了。等我的儿子买回水果后,一桌丰盛的晚餐已经摆好,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就在又说又笑中开始共进晚餐。

我的母亲到了晚年后,唯一的嗜好就是爱看武侠小说。这样,隔三差五我就要给她老人家买一套武侠小说,因为凡她老人家看过的武侠小说,就不再看第二遍了。几年下来,从不看武侠小说的我已在书架上摆了长长的一排武侠小说。我的母亲看书时从不走马观花,而是一字不漏地看下去,但因她老人家是在建国初的“扫盲班”毕业的,所以有许多字是不认识的。可她老人家却有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向她的大孙子要了一支铅笔,凡不认识的字就用铅笔画上记号,等我和我爱人下班回来一一地问,有时一些怪僻字都能把我问住。因她老人家有时也向她的大孙子“请教”,于是,我的儿子就好心的给他的老奶奶买了一本《新华字典》,并说:“奶奶,您再看书时要是有不认识的字,就不用画记号了,一查字典就认识了。”我好心的儿子是根本不知道,他的老奶奶是不知道拼音是“何物”的。因此,在我的母亲有了《新华字典》的第二天,当她的大孙子放学回家后,就不高兴地对大孙子说:“你要是不愿意教奶奶认字,就算奶奶白疼你了。你给我买字典,是糊弄我呀,叫我上哪去找不认识的字呵,上午我费了老半天的事,可找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字,可左看右看还是不认识呵!”当我的儿子知道了他可敬的老奶奶是因为不会拼音而生气后,忙说:“奶奶,您老千万别生气,您的大孙子不知道您老不会拼音呵!奶奶您老放心,今后您看书时再有不认识的字,就不用问我爸我妈了,我一个人全包了,我要是不认识,我就查完字典再告诉您。”听她的大孙子这么一说,我的母亲忙从兜里掏出十元钱,给了她的大孙子,并说:“买字典的钱奶奶花了。奶奶虽然不会查字典,但这字典奶奶得留着,等你娶了媳妇有了儿子,奶奶就把这字典送给我的重孙子,好让他好好学习,上大学,有出息。”她老人家这么一说,说得我们全家又都笑了起来。……

(此为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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